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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南:客家的摇篮


安远东升园
 
  穿越时空的隧道,我们仿佛亲睹,筚路蓝缕的客家先民于迁徙赣南途中,那一路踉踉跄跄的脚印。漂泊的艰辛,谋生的不易,刀光剑影的磨砺……终于成就了中华民族一支坚韧不拔、宏才大略的优秀民系。

  百代同根,千年归源。历史的变迁,世界的开放,令五湖四海的客家人瞩目赣南这个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;瞩目即将亮相赣州的“中国·赣州第19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和中国首届客家文化节”。

  亲人聚首,共话当年谋发展,让血脉亲情更相连——这,就是本刊编发该专版的殷殷心愿。
 
漂泊·成长·壮大

——回眸赣南客家由浑沌至成熟之路



风雨桥
 
  赣南,以自己富饶的山水资源吸纳了无数中原南迁的汉人,这些长期被称作“棚民”、“獠人”的中原汉人,从开始松散型地只求避难只求生存的无奈行为,到后来南宋末期团结抗争反客为主叱咤风云的伟大举动,出现了质的变化,在赣南这块土地上终于形成客家民系的雏形,并为客家民系后来的壮大发展,进而成为华夏汉民族的一支劲旅,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  大家知道,中原自西晋以来,历经“八王之乱”、“五胡乱华”及逐鹿中原的各种战争,百家士族纷纷南渡。据考证:唐末至五代这个时期,宁都县境内先后有25个姓氏入境定居(《宁都姓氏考略》);原先石城境内只有刘、郑、吴、雷、蓝等少数几姓,唐末至五代迁入该地居住的有赖、胡、温、许、杜、廖等43姓(《石城姓氏流迁一览表》)。其他各个县也都涌进了大批迁徙人,这使赣南行政区划出现了新的变化,原先只有赣县、于都、信丰、南康、大余、虔化(宁都)、安远7个县,至五代南唐保泰11年(公元954年),一下增加了上犹、瑞金、龙南、石城4个县。这些迁徙人并非一开始就自称客家人,也并非是整个宗族几百号人浩浩荡荡地开进赣南山区。实际情况是:早期居住在一湖二盆、赣江两岸的中原汉人,随着人增地减、生活矛盾日益突出,有的举家进入赣南,或析出一房数房进入赣南;有的为避战火、避徭役、避官捕、避索债而逃进赣南;有的是匠人商贾为寻活计、采购山货而奔波于赣南各区域。凡进来者,亲眼见到赣南风水宜人宜物,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,便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了。这块生活地一传十、十传百地传入外界,才出现唐末大批迁徙人的涌入。这时迁徙来的汉人仅属于自然属性的客家人,只求生存,无多奢望。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批先期到达的客家人,才有了后来宋代客家民系形成的广泛社会基础。

  宋代的赣南,是客家民系从浑沌期转入成形期的关键之地:

  第一,由于唐末以前中原汉人的大量迁入,赣南人口骤增,到北宋元丰年间(公元1078—1085)人口约有60多万。后来南宋朝廷南迁杭州,又有数万中原汉人迁来,赣南成了客家人相对集中、人口甚为稠密的地方,为后来客家民系的形成提供了众多的生力军。

  第二,语言相近、民俗相通,凝聚了大批客家人。客家先人同是天涯沦落人,大家在相近的生产生活氛围里,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当年中原、也不同于当地土着人的风俗,即“客家民俗”。这些民俗,一方面起着满足客家先人漂泊异乡产生的心理需求的作用,另一方面起着凝聚客家先人情感的作用。在这些民俗中,相互的称呼显得尤为重要,同姓的人皆称“宗亲”,不同姓的人皆称“老表”;在熟悉人群里,同年份出生的称“同年哥”,不同年份出生的称“老庚”;在陌生人群里,只要听到说客家方言,便知是中原迁来的同根老乡,三句话就把汉人血脉接通。这种“亲网”一开,便形成了一人有难、多方帮忙或一呼百应的态势,有了这种“势”,就有了客家民系所以成形的内部活力。

  第三,客家先人初来伊始是依附别人的生产资料维持生计,通过数代人开垦荒山、筹建家园,到了宋代便逐渐拓展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。此后,耕读并举的生活模式业已成为客家先人的基本生活模式。通过勤劳耕作,衣食无忧了,即重开当年在中原形成的“重教崇文”之风,有的开始办书院、县学,有的不惜重金聘请名师讲学,大家十分鼓励孩童读书入仕,以光宗耀祖。北宋南宋两朝,全赣南考出进士234人,并拥有大批举人、贡生。客家先人如此热烈主动地抢占文化领地,为后来客家民系的形成,注入了活跃的文化基因。

  第四,客家先人由过去一味逃避的消极意识转为凿城筑寨、实行抵御的积极意识,这是他们南迁以来意识的大觉醒大转折。从五代开始,虔州节度使卢光稠就大规模地拆土城墙改建成砖城墙,到了北宋,赣州城区已基本成形(宋代城墙至今依然巍屹)。各县也加紧了城池建设,于都县城墙于“宋绍兴十五年增砌以砖”;会昌县城于“宋绍兴间始筑”;龙南县城“宋隆兴元年(公元1163年)作土城,高一丈,濠深五尺”;上犹于“宋绍定四年(公元1232年)始筑城墙、建四门”。许多村寨也都大大提高了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,正如一些诗人所描写的“山楼添鼓角、村栅立旗枪”、“深廓藏利箭、荒寨走矛叉”。尤其是那些隐藏在密林中的山樵野夫,人人都备有鸟铳硝角,常年游弋山里猎获野物,为后来客家民系的形成提供了御敌的军事经验。

  第五,客家先人驾驭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渐提高,我们从宋代的许多古迹旧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。现赣南留下的宋代建筑有:赣州城内的八境台、郁孤台、慈云塔、寿量寺、武庙等;赣县的觉性寺;大余的梅关楼、古驿道、嘉佑寺塔;信丰的大圣寺塔;安远的无为塔;瑞金的绵福桥;石城的宝福塔等等。这些建筑历经几百年,至今风采不减当年。说明宋代的赣南客家先人已掌握了较精湛的先进生产技术,在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都凸现出诸多不同凡响的成就,民间汇聚有众多的能工巧匠和百业人才,这为后来客家民系的形成提供了较先进的生产力。

  第六,民族意识的固守与强化。这些陆续迁入赣南的中原人,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的根、自己原先的郡望之地,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才是正统的汉人。汉室倾倒,他们感到心痛,外族入侵,他们感到羞耻。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宗祠里写上醒目的“堂名”,在自己的族谱里总是细而又细地写明本宗的源与流,在对后裔的教育中也总是十分强调“吾等泱泱汉族,本当主宰九州”、“国之有难、匹夫有责”,于是,他们不同一般地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祭祖敬宗活动,以此来铭记先祖在中原的赫赫声望、功名业绩,进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崇拜先祖、恢复中原正统汉人地位的宗教意识,随着这种宗教意识的逐渐明析,这就为后来客家民系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。

  第七,南宋朝廷腐败无能,北方元军打到家门口,客家先人忍无可忍,揭竿而起,客家民系在血与火的抗元斗争中最终形成。为勤王抗元,宋末文天祥组织了客家义军,以雷霆万钧之势收复了一些失地,惊骇了元军,振奋了汉民,无数客家人前赴后继,加入义军,奋勇救国。组织客家义军,从形式上讲,聚拢了客家人松散的力量;从内容上讲,实现了多少代客家人孜孜以求的誓与外族人决一死战的梦想。身为客家人的文天祥在兴国县建立了抗元的大本营,赣南各县到处摆开了抗元的战场,上犹客家人与元军血战72天,杀敌数千,元军溃退他处。宋朝灭亡后,第二年元军又返回再次攻打上犹,城破后,宋将李梓发与子侄47人誓不降元,自焚而死,全城“死者1316家,仅存68人”(《上犹县志》)。在抗元斗争中,赣南客家人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,客家人万难不悔、宁死不屈、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的精神业已成立。至此,客家先人开始了有组织的群体活动,向着客家民系迈出了神圣的一步,为客家民系的形成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。

  赣南客家民系与粤东闽西客家先人有着相互融通、相互影响、相互激励的关系。文天祥率客家义军勤王抗元失败后,元军对赣南这片土地恨之入骨,进行了大肆杀戳,原住赣南的客家先人已无立锥之地,被迫转迁到粤东闽西去寻找生存空间,进而形成了明代时期粤东闽西客家民系迅速壮大这么个事实。同样,到了明末清初,由于沿海一带倭寇的扰乱,由于清政府的“禁海”,又迫使粤东闽西的客家民系出现新一轮的大分化,形成了大批客家人出海谋生、大批客家人返迁赣南创业拓展这样一个事实,进而使现在赣南95%以上的人口为客家人,大部分县是纯客家人县。